从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到“潮人三书”

　　潮汕文化“从来不是男耕女织，而是星辰大海”

　　近年来，从英歌舞的“破圈”走红，到春节潮汕地区挤满了外地游客，从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票房逆袭，到《归潮》引发的文学讨论，潮汕文化越来越出圈。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动人的故事和热闹的民俗，更是一幅幅潮汕文化的精神地图。就让我们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的“潮人三书”《归潮》《英歌饭》《家在潮州》，走进他眼里的潮汕，看看那一方水土里，究竟藏着怎样打动人心的烟火与乡愁。

　　文、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珺

　　把写作的底座焊在潮汕平原上

　　潮汕有一句老话：“海水到处有潮人。”从19世纪中叶开始，数以百万计的潮汕人乘着红头船“过番”，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。这便是《归潮》与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共同的历史背景。

　　“过番”是潮汕人独特的生存记忆。陈崇正的家族中不乏“过番”的族人，“祖父常伏案书写寄往泰国的家书，那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着跨越海洋的牵挂与责任”。这种切身体验，使《归潮》对“离散”的书写具有了内视角的真实。

　　长篇小说《归潮》《英歌饭》与跨文体文集《家在潮州》构成陈崇正的“潮人三书”。《归潮》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，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，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；《英歌饭》以英歌舞为切入点，展现潮汕文化中“血性与刚健的一面”；《家在潮州》则糅散文、小说与诗歌于一体，多维度解剖潮人绵密精细的文化基因。

　　正如陈崇正所言，他将“写作的底座牢牢焊死在潮汕平原上”，却意在“用外人能看懂的语言”，将宗族、“过番”、美食等地方密码，转化为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。

　　对于每个追问“我是谁”“我从何处来”的现代人而言，“潮人三书”与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答案：心安之处，即是家庙；潮平之时，四海归来。

　　潮汕文化的精神底色

　　“搬家不离家，出国不离国”是无数潮汕人在面对惊涛骇浪和在异乡艰难打拼时的内心信念，最终凝聚成了“历尽千劫，只为归潮”的家国信念。

　　陈崇正在《归潮》中提炼的“求险、求实”，精准概括了潮汕文化的精神底色。

　　从明清时期乘红头船“过番”，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，“求险”精神代表着创新与闯荡。它是潮汕人血脉中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力量，驱使着一代代人跨越重洋，在全球落地生根。正如《归潮》这本书里的一句话：“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男耕女织，而是星辰大海。”

　　如果说“求险”指向远方，那么“求实”则指向脚下。潮汕人骨子里有着对生活的务实与精细。潮汕平原是岭东粮仓，生活上的安康让人们对生活充满了精细的态度，这是一种融入血脉、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。这种“精细”体现在对待一茶一饭的极致讲究，也藏在岁时节令的庄重仪式里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呈现的动人日常：八月十五拜月娘，南枝串门送油柑；淑柔的家书里提到女儿“出花园”……《家在潮州》里描绘的工夫茶和美食。正是因为潮汕人愿意在这些看似“麻烦”的事情上花费工夫，平凡的日子才被雕琢得有滋有味，充满了温度和厚度。

　　陈崇正认为，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，不是被“展示”的奇观，而是这样内化于日常的文化习惯。

　　对话陈崇正

　　潮汕平原上感人故事太多，现在看到的仅是冰山一角

　　广州日报：你的“潮人三书”各有侧重，三本书的“分工”是有意设计的，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浮现的？

　　陈崇正：“潮人三书”是在写作中慢慢清晰的，我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这次“归乡”对我写作的重要性。潮汕平原的故事足够我写一辈子，但我毕竟生活在广州，我内心还是希望以潮汕平原为基座，写好大岭南，甚至是包含东南亚华人圈的生活故事。我的新长篇小说《开春》已经完稿，今年将会出版，书写的便是改革开放以来大湾区的拼搏精神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你如何看待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对潮语的使用？这种“高纯度方言+共同情感”的路径，是否可以为潮汕文学写作提供新的启示？

　　陈崇正：影视的版图里，方言早就不是问题。香港电影通常会有两个版本，粤语版和普通话版，可能更多人还是愿意选择粤语版本，因为更原汁原味。所以说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出圈并非方言电影的胜利，而是主创团队成功将一个地方电影题材，很好地开发成为具有世界通用语言的作品，其中的“转译”，是在故事情感逻辑层面，让更多人读懂潮汕，从而读懂中国。

　　文学上的方言尝试可能更为复杂，没有画面语言的便捷，所以方言写作难度极大，不同方言的诸多作家都做过尝试，我也曾经尝试过，但最终的结论，我更倾向于明白晓畅，方言的使用不应该成为理解文学作品的障碍，更不要刻意去制造难度。

　　看完“情书”读《归潮》

　　更懂潮汕生活和情感

　　广州日报：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“影旅融合”模式，对你的《归潮》影视化有什么启发？《归潮》最应该被“翻译”成影像的“文化密码”是什么？

　　陈崇正：“影旅融合”是电影创作的副产品，并非某部作品的独创，几乎所有具有独特风情的影片热映以后都会带动地方文旅，很多人会愿意到电影的拍摄地去打卡。潮汕地区这几年旅游已经很热，我觉得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最大的贡献是让大家将目光更多地转移到潮汕的乡镇。我一直在呼吁，潮汕有许多乡村小镇非常值得开发和保护，很多镇子看似破旧但非常有历史，也很有味道。

　　以我的故乡潮州官塘镇为例，很多人知道官塘牛肉火锅、官塘鱼生，游客更多将之视为一个美食小镇，吃完就离开了，但其实如果能停留在小镇上转转，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《归潮》这部小说中，我自己比较得意的，是它保留了潮汕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模式，这可能是它最大的核心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如果去读《归潮》就更能理解潮汕人的生活肌理和情感逻辑，更能理解潮汕人如何生活，如何处理内心与世界的关系，这一点我认为尤为重要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你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：用“外界人能看懂的语言”解读潮州文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哪些潮汕元素你觉得“再难也要保留”，哪些元素你选择“忍痛删减”以确保作品的可理解性？

　　陈崇正：文学最强的根据地是“人心”，也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，只有理解，才能共情。写作过程中的取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，可能无法用某一个标准或者水位线来说清楚。如果说要坚持什么标准，那可能就是文学的标准。首先是文学，是按照好小说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然后才是地方性，才是一个潮汕平原的故事。作家写作，其实就是不断在完成对一个混沌难明的内心世界的转译，就是不断去发现潮汕平原上闪光的人和事。无论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还是《归潮》，好作品的使命就是重新发现感动，那些在岁月里被我们遗忘的珍贵记忆将因为镜头或文字的凝视，被重新看见。因为写作《归潮》，我阅读了大量侨批和材料。潮汕平原上有太多的故事、太多的真善美，就像一个宝库，我相信现在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。